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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奥德赛时期”这一概念最近异常火热，它精准地命名了当下年轻人“漫长迷茫过渡期”的集体感受：在二十岁末，三十出头却依然漂泊的我们难免恍惚：在父母那一辈，这个阶段，人生的框架大都早已搭好。而我们呢？换了几份工作，搬了几次家，谈了几段恋爱又分手，当然更有可能是母胎单身，阶段性朋友一轮轮散去，我们依然不知道什么是“定下来”。
这种恍惚里有一种奇异的乡愁：我们在怀念一场自己从未拥有过的人生——那种跟着集体的时间表，什么年龄就干什么事的日子。但是，怀旧归怀旧，真过上这种被稳稳托住却不够自由的日子，我们大概也不会愿意。那么问题来了：当传统的人生时间表失效，我们这代人，到底该如何度过二十岁之后这段漫长的、动荡的、没有标准答案的“奥德赛时期”？
“奥德赛时期”这个概念在今天如此击中人心，它用一层古典英雄的滤镜，把漂泊、不稳定这些灰扑扑的现实，镀上了一层冒险的微光：我们不是在“混日子”，我们只是在乘风破浪。但滤镜之下，当英雄主义的叙事退潮，我们依然要面对那些更棘手的问题：在漫长的航行中，如何辨认通往真实自我的方向？如何面对同行的、靠岸的、走散的朋友？在迷茫中，我们如何获得能量和技术为自己画一张地图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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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奥德赛时期”：
在迷茫中自由
“奥德赛时期”（Odyssey Years）有点像“gap”，它们是意义相近的舶来词，都可以指从青少年到成年人之间那段悬浮的过渡期。“gap”在流行文化中，常与“妈妈，人生是旷野”这类热烈但轻浮的想象相伴，是严肃人生阶段之间的“空隙”，一段短暂的在成人之前可以心安理得享用的缓冲；“奥德赛时期”则是20岁左右开启的，可能绵延数十年的一个人生阶段。
2007年，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大卫·布鲁克斯（David Brooks）在一篇评论中首创了“奥德赛时期”一词。而心理学家杰弗里·詹森·阿内特（Jeffrey Jensen Arnett）的“新兴成年期”研究为之提供了实证基础，正式将这段时间界定为身份探索、不稳定、自我聚焦、感觉过渡期和充满可能性的阶段。从此，原本面目模糊的迷茫期拥有了自己的名称与合法性。
这一命名源于《荷马史诗》的第二部《奥德赛》，它是《伊利亚特》的续篇，前者讲述的是僵持十年的特洛伊战争，在伊萨卡的国王奥德修斯献木马计破城后，希腊人终于获胜。《奥德赛》接着讲述这位国王的颠沛返乡。
《弗朗西斯·哈》剧照。
战争之初，奥德修斯的儿子特勒马克斯尚在襁褓；当胜利的消息传回伊萨卡时，他已长成十岁的少年。然而，奥德修斯久久未归，又过了十年，在漫长的等待与拖延、抱怨与怀疑之后，面对城邦动荡的政治局面，特勒马克斯接受了雅典娜女神的建议，出发远行，寻找父亲。他历经波折，最终在斯巴达国王那里得知父亲还活着。此时，特勒马克斯也从当初那个无助被动的孩子，蜕变为积极自信的成人。
在我看来，“奥德赛时期”的命名，关联着故事中的两条线索。
第一条是特勒马克斯的“离家”之旅。从他的视角看去，是20岁少年那里常见的自怨自艾——因为对外部世界和人生意义的困惑，以及对自身现状的无助，而或被迫或主动开启“离家”的旅程。这条线索的重点，在于“探索”。
第二条是奥德修斯的“归途”。他目标清晰，企图“还乡”，就像现代人知道自己要找一份稳定工作、组建家庭、实现自我，却在客观现实中反复陷入困境、颠沛流离。巨人、风浪、女神、循环的海域，对应着现实中的诱惑与无奈。这条线索的重点，在于“无常”。
我们的父母辈，或许一直以《伊利亚特》的模式理解人生——那是一场场决定性战役，战后按功行赏，各安其位。大多数普通人，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全部人生训练，也都在贯彻它：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东亚小孩的每一年都是“关键”。唯一被制度允许的例外，是大学。它本就是每个人隐而未显的“奥德赛时期”。少年从夜以继日的应试训练中突然被解放，却还没有成熟到会焦虑毕业之后的人生规划。于是，大学在客观上成为一个被允许迷茫、失落、徘徊与自由的阶段，是社会给年轻人预留的一段“合法漂泊期”。
而现在，“奥德赛时期”变得更长也更普遍，这种变化让老一辈感到焦虑：“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”突然失去了兑现它的客观条件。“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”也不再是人生的客观规律，而成为过期的时间表。当他们目睹千禧一代不再“定下来”，在学生身份与正式工作之间长久飘荡，又丧又怨，缺乏斗志，这段“空白”让老一辈感到恐慌。而这恐慌又自然地被传导给年轻一代，加重了他们“淡淡的死感”。
与此同时，在物质条件上，经济发展放缓与父母辈的积累，共同构成了奥德赛时期得以延长的条件。就业市场内卷让“抵达伊萨卡”的航程被迫拉长，而父母辈的积累，比如养老金和房产，充当了航行途中的“补给”，使得年轻人在被风浪冲上孤岛时，也能有底气停靠。当然，大部分上一辈看不懂这种灵活——在他们眼中，这种“自由”是“不稳定”，是一种奢侈甚至挥霍。总之，两代人共有的焦虑持续向下流淌，在更低处淤积。
在此之上，身份的转变与心态的转变相辅相成。学生是最受限制、也最受保护的身份。进入大学后，限制变少了，但保护机制依然残余：大学生只需要循规蹈矩，就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庇护。在学术圈里，做一个言听计从的“乖孩子”，大概率就能得到师长的宠爱和庇护——就像风神埃俄罗斯把海上所有的狂风都装进了口袋送给奥德修斯，只要不打开口袋，他便能顺着西风回到伊萨卡。
然而，风平浪静的自由也让自我意识迅速萌发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忍受不了服从性测试之下生活了，即便这种家长主义是温柔的，即便目的地近在咫尺，还是会好奇地打开口袋，狂风乱作后，我们开始为自己的自由意志买单，这是一种混合着骄傲和遗憾的情怀。
2
找回“主角感”：
需要滤镜，也需要超越滤镜
“奥德赛时期”一词充满“情怀”，情怀是一种很神圣的感觉，基于信念、理想与情调的交织。“奥德赛时期”的情怀，首先伴随着某种源自异域的朦胧诗意——文化上隔着一层，更容易生出美感。就像我们看到印着“CHANEL”的无纺布袋会觉得高级，而写着“香奈儿”三个汉字，反倒老土古怪。距离本身，为文化滤镜提供了空间。
如果只沉浸在对“奥德赛时期”的感受中，我们会困于眼前，被过于踏实的不堪所淹没。但拥抱这一命名，是在主动与当下那些被文化消极评价的处境拉开一段审美距离，借此为自己开一剂“成为主角”的英雄主义处方。然而，混乱和痛苦又是真实的——奥德修斯无法凭着一腔热血打败海神的诅咒——所以命名中还必须包裹着一层无奈的宿命感。说到底，命名本身就是对人生意义的神话式赋予。我们把搅和着待业、漂泊与情感困顿的扑朔迷离的日子，重新讲述为“奥德赛时期”，是在试图把日常的窘迫和乏力的拖延，改写为历险和征程。
《毕业生》剧照。
就像《毕业生》里的大学毕业生本杰明。迷茫中，他半推半就地成为了风流的罗宾逊太太的情人；在沉沦糜烂之际，又倾心于罗宾逊太太那纯真青春的女儿伊莱恩，开启了一段阳光明朗的交往。然而，当这段风流韵事败露，他与伊莱恩的恋情遭到罗宾逊一家阻挠，浑浑噩噩的本杰明突然成为了纯爱战士——他突然变得智勇双全，像一个为爱献身的烈士一般在伊莱恩的婚礼上力挽狂澜，抢婚成功。纯真之爱，就是罗宾逊赋予自己颓废、空心人生的滤镜。
电影的结尾十分出名。本杰明和伊莱恩并排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傻笑，就在我们以为电影会像所有浪漫故事那样收尾——“公主和王子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”——两人的笑忽然僵在脸上，车厢里的空气骤然尴尬。这份无措，就是滤镜之外的真实生活。“奥德赛时期”的目标并不是将动荡漂泊合理化。我们需要回答“出发了，然后呢？”这需要在混乱中训练应变能力。
《毕业生》剧照。
同时，我们还需要训练理解自己在动荡和漂泊中返回“初心”，也就是构建和维护自己价值体系的能力。本杰明本科毕业后的迷茫，根源在于构建价值能力匮乏，他不知道自己“想要干什么”，也不知道如何去“想要”。直到遇见美好的伊莱恩——她足够美好，以至于能够承载作为世俗宗教的爱情，她点燃了他，他才得以主动行动。滤镜的作用，是给自己一个“主角”的故事框架；但框架里填充什么内容，取决于你是否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。以此为例，年轻人构筑价值的能力匮乏，指向了一个更深的社会问题，即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“悬浮”与“附近的消失”。
“悬浮”指向时间。我们长期为某个遥远的目标而悬置当下：考研、考公、上岸……总觉得真正的生活尚未开始，“此时”的意义只是过渡。于是，“当下”不再具备内在价值，只需草草“对付一下”。“附近的消失”则指向空间与关系的虚无。功利化的基础教育和便捷的现代生活，让我们几乎不再需要在任何一段带来“内耗”的关系中“磨合”，一切交往服务于某种“交易”，至少是一种“置换”，互相之间，能否给予彼此等价的利益或者乐趣。好的交易平滑无碍，需要匹配最合适对方，而“附近”是一种偶然，因此成为阻挠；同时，打车软件、外卖、搬家公司的便捷，也使我们不再需要“搭把手”的邻居，也无需和气场不合的同学同事多说一句——我们不需要改变讨厌的人，因为日后也不会再有交集，拉黑删除即可，因为这时、这里都只是暂时的。
滤镜是给“日常”增添个性化的光辉，而不是彻底地抛弃“日常”。“奥德赛时期”的叙事，如果只是让我们更心安理得地停留于悬浮，把眼前一切视作“将就”，又将所有的“将就”都等价于“卧薪尝胆”，那我们只是在自我消费，而不是在创作。
与“附近”一起变得稀薄的，还有代际之间的理解。当生存不再是最紧迫的问题，代际之间的经济高差、权力高低与价值隔阂将彻底暴露出来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又习惯于在关系中“快刀斩乱麻”，很难适应人际交往中的拉扯和妥协，血缘关系在当下还是无法轻易分割，因此往往愈加令人抑郁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能理性地认知自身的优劣，清醒于我们为获得“自由”的物质条件所要付出的精神上“不自由”的代价，也将由此获得格外高的灵活度。主角需要在精神上完成“断奶”，分析利弊，勇敢地决断并为自己的航线负责。
事情本身仿佛在告诉我们：任何危机都是转机的另一面。我们的当代焦虑，很大程度源于在人生问题上刻舟求剑：强迫自己（或者被他人诱惑）挤进上一辈的人生剧本。焦虑根源于坐标系的错位，用上个世纪的地图衡量当下的航程，自然处处不合时宜。但认识到奥德赛时期的延长，可能要持续漂泊十年以上，客观上迫使我们不能再把当下仅仅当作过渡，“对付一下”的侥幸就成了自欺甚至自我侮辱。
当然，以主角的心态培育自己应变混乱的能力，构建稳定价值体系的能力，以及扎根于附近的勇气与决断，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我们需要帮助和友谊。
3
从“自恋”与“沉沦”出发
我们或许需要正视，在文化中，统一的主流已经开始消散，过去，“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”由一种强有力的集体共识来发布。而今天，这种声音瓦解了。这既让人解放，也让人困惑，甚至恐慌。没人有资格确切地告诉你，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“应该”怎样度过。我们不再有“一而再再而三错过”的迫切感，因为错过实在过于普遍，以至于它本身的含义已经松动。
当集体共识和代际间的肯定变得稀薄，会下意识地转向同侪，在友谊中寻求认同。但是，与“奥德赛时期”相伴的新概念中，有一个词叫“阶段性友谊”。初听之下，它似乎暗示了当下的友谊变得脆弱易碎，但细想却未必。这个词之所以出现，或许恰恰是因为年轻人对待友谊更加走心了。
父母辈的友谊，多诞生于稳定的结构之中：同事、单位大院，空间距离天然决定了社交半径，“心灵距离”不在优先考虑之列。而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，心态上波澜，地理上漂泊，身份上变动，每渡过一小段成长期，或换一份工作、城市，甚至换一种状态，朋友圈就换一拨。友谊越来越难依靠空间和制度来“托管”。正因如此，那些跨越阶段的友谊，意味着经过了更严格的灵魂筛选和情谊考验。由此看来，“阶段性友谊”这一命名的出现，蕴藏着对于“超阶段友谊”的期待，“一辈子做好朋友”的承诺中包含了某种深入的期待：我们不再因为坐在同一间办公室就自动成为朋友，而是必须真正“认出彼此”。这一缔结友谊的过程，也是当代人自我确认的过程——在“看见”对方的同时，我们也在对方的目光里看清了自己。
《弗朗西斯·哈》剧照。
这种友谊的张力，在电影《弗朗西斯·哈》得到了刻画。两个27岁的都市女孩，弗朗西斯和索菲，大学期间曾好得“就像一个人”，毕业后一起打拼、合租、八卦、面对失败——弗朗西斯甚至为了坚持和索菲合租，与男友分了手。
但某一天，索菲仿佛一夜间变成了理性的大人。她选择了一个优雅却“有点装”的精英男友，而这类人，曾是她们一起嘲讽的“人生赢家”。索菲还搬去和她们共同吐槽过的女孩合租，只因为那间公寓在索菲最喜欢的城区。转变中的索菲，依然在意弗朗西斯的感受，不断沟通、寻求认同，才推进自己的决策，但这并不会阻碍两人渐行渐远。随后，弗兰西斯只能从不太熟悉的共同朋友那里，断续得知索菲的消息：要和男友定居日本了，订婚了。
弗兰西斯下意识地认为索菲“抛弃”了她，但理性上，她也必须尊重朋友的选择。她以一种近乎自我宠溺的方式，流连于自己的“奥德赛时期”——自由自立，又自伤自叹。她的身上有一种逞强又懦弱的别扭：她是舞者，却恐惧编舞；她不做职业规划，却又对舞者身份怀抱执念，不肯在此做出半点妥协。穷困无业时，也拒绝好心前辈推荐的舞团文书工作；彻底失业时，她对每一个在意她的熟人声称：自己“即将参与圣诞演出”或“马上就能找到工作”。
她如此笨拙地维护着自尊，以至于对索菲撒谎，无理取闹、背后说她坏话时，也带着一种真诚无辜。弗兰西斯害怕走出混乱，害怕安定——或者更准确地说，害怕“定下来”之后，她就必须直面自己的失败与平庸。“过渡期”永远是一个好借口，可以用来逃避庸常。她纵容自己没钱、没稳定工作、不懂人情世故，在朋友家辗转借宿。曾经，同样漂泊着的索菲让她心安，但当索菲投入性缘关系后，这种“背叛”便消解了友谊。弗兰西斯终于感受到：所有人都在前进，只有我留在原地，在孤独和焦虑中挣扎。
《弗朗西斯·哈》剧照。
索菲则是另一面。她看起来在承担责任，符合社会期待，走向世俗意义上的成熟。但为此，她放弃了一部分自我，这部分与友谊相关，也与曾经的理想相关。“走上正轨”意味着“承担新角色”，这既是选择，也是代价。另一方面，这未尝不是文青向生活的投降：在没想清楚的时候选择了路径依赖，允许那个曾经希望改变世界的自己沉沦下去。这个沉沦的自我依然可以是充沛、踏实的，却掺着些许自欺欺人的虚伪——外部体面清晰，内部浑浑噩噩。在电影尾声，她和未婚夫的一地鸡毛、短暂的决裂与和解，这几乎是某种必然。但当面具破裂，她还是会缩回弗朗西斯的公寓，吐露真心：“我不喜欢东京。”
《我们为何迷恋真实》
作者：[英] 埃米莉·布特尔
译者：马雅
版本：万有引力｜广东人民出版社
2025年10月
艾米丽·布特尔在《我们为何迷恋真实》中，提出了现代人关于理解本真自我的两种路径。包容式的方法拥抱混沌，像弗兰西斯那样——不压抑、也不抵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，在混乱中生产和维护真实的自我。排斥式的方法则以一套“干净”的外部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像索菲那样，追去健康的、有序、向上的生活模式，试图以此挖掘全部潜能，变得更好，甚至成为最好。
这两种路径都可能滑入僵化和自欺。排斥式让人在“追求真我”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依赖外部标准，失去了把握自身的判断力，也磨平了自身的特殊性。而包容式则使人过于流连混乱，赋予混乱与痛苦某种并不属于它们的浪漫光环。你的“本真冲动”，究竟是来自灵魂深处，还是上周刷过的某条垃圾短视频？
在电影的结尾，弗兰西斯和索菲都各自长大。她们都从模糊的纠结“我要做什么”，切换到明确的觉知“我为什么要做”。她们似乎都“靠岸”了，又或许只是学会了与“奥德赛时期”的自己共处。说到底，“奥德赛时期”事关我们如何面对变化。它给予我们的，不是某个标准答案，走不走出来也并不重要；重要的是，培养一种在迷雾中为自己规划航线，以及——最重要的——寻找伙伴的能力。在此期间，迷茫是真的，痛苦是真的，但那种混合着骄傲和遗憾的自由，混合着欣赏与拉扯的情谊也是真的。
本文参考资料：
[1]https://www.nytimes.com/2007/10/09/opinion/09brooks.html?smid=url-shareDavid Brooks认为传统的人生四阶段已裂变为六阶段：童年、青春期、奥德赛时期、成年、活跃退休期和老年。
[2] Arnett, J. J. (2000). Emerging adulthood: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. American Psychologist, 55(5), 469.
[3]次仁群宗,项飙.数字时代重建人与真实世界的关系——访谈人类学家项飙教授[J].全球传媒学刊,2025,12(02):231-242.
[4]【20到30岁的生长痛，如何度过自己的奥德赛时期】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sgwazXEXc?vd_source=afbb0cc81b8265b7dc68ec377d1329f4
撰文/陈明哲
编辑/张婷 刘亚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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